民国时期的法治成就，大体可分为立法和司法领域。一般而言，中国历来都是成文法传统，自晚清变法修律，即最终选择了大陆法系作为我们模范的目标，以法典为核心的成文法之重要性，自不待言。虽然我们不是判例法国家，但因为中国本身的复杂性和转型期的特殊性，近代司法对于法治本身的重要性就超乎寻常了。近代中国的立法者，主观上多具有强烈的“法教”意识，客观环境又不允许他们在外来法理和中国现实之间从容斟酌，结果导致我国近代“数十年来的立法，确与社会脱了节”（王伯琦语），这种纸面上的法规范，没有在人心中建立牢固基础，